文夕大火的评价 文夕大火损失 文夕大火事件经过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发生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的长沙市。为阻止日寇进犯，国民党当局决定实施焦土政策、焚烧长沙，然而火灾蔓延不受控制，造成了巨大损失，30000余人因此丧生、经济损失约10亿元、全城房屋基本被烧毁、更严重的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长沙因此成为二战中被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文夕大火也被称作中国抗战史三大惨案之一。
文夕大火为什么叫文夕
长沙大火被叫做文夕大火，这与“马日事变”的“马日”一样，“马日”是21日电报代码。长沙大火当日（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事件经过
焦土政策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行动部署
最高指示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蒋介石的密令到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计划出炉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焚城计划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
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眼看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
文夕大火损失
历史文化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损失总量
长沙大火中，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直接死于火灾的达30000余人。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
文夕大火的评价
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