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重刑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商鞅重刑的原因是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历史上,商鞅对百姓并不残忍,甚至可以说他是爱民的。之所以我们会留下商鞅对百姓残忍的印象,这和《史记》有关。
首先,商鞅重刑并不是为了压迫百姓,而是“以刑去刑”
历史上,大多数文人将商鞅评价为“刻薄寡恩”之人,这主要和商鞅推行严苛的法律有关。在封建社会,礼治和法治同时并存。在儒家看来,礼治要重于法治,因此他们主张对百姓施行轻法。商鞅则是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对百姓施行重法。
但商鞅重刑并非是不仁爱的表现,它只是为了严惩犯罪。记载商鞅变法思想的《商君书》中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也就是说用较重的刑罚可以减少犯罪,国家就能治理的好,而用较轻的刑罚则会纵容犯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商鞅不仅主张施行重刑,而且主张“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即“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也说明,商鞅重刑不止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是全体秦国国民。
太子赢驷,即后来的秦惠王
商鞅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公元前346年,太子赢驷触犯了禁令,商鞅上奏秦孝公,要求对太子严惩。按照当时的法律,太子应该被处以黥刑。但由于赢驷是未来的国君,因此就由他的老师代他受刑。虽然太子没有受罚,但“打狗也要看主人”,自己的老师受刑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侮辱。
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商鞅施行重刑初衷是为了减少犯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平民百姓的权益。而且商鞅施行重刑是针对全体国民的,即使是太子也因触犯法律受到了严惩。
商鞅变法
司马迁没有客观评价商鞅
开头已经提到,之所以我们会留下商鞅对百姓残忍的印象与《史记》有关。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评价商鞅的: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为商鞅定下了“天资刻薄”的总基调,这被后世文人所采纳。司马迁还将商鞅秉公执法的一些行为看成是“少恩”的表现,比如惩治太子。司马迁因此得出,商鞅被“车裂”而死是罪有应得。
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能仅看一本书,再看看《战国策》是怎么评价商鞅的:
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 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战国策》客观的记述了商鞅变法所取得的功绩,即“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道不拾遗”显然是一种好现象,是有利于老百姓的。而且《战国策》还记载了秦孝公想把君主的位子传给商鞅一事,这一方面说明秦孝公非常认可商鞅的才能,另一方面说明商鞅秉公执法惹了不少人,秦孝公很担心他的安全。如果商鞅接了秦孝公的班,自然没人敢动他。但商鞅感念于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并没有接受,这说明商鞅绝非司马迁口中的“刻薄寡恩”之人。
秦孝公死后,等商鞅辅佐秦惠王稳固住王位后就选择了辞官归隐。商鞅辞官归隐,显然是意识到自己变法得罪了太多人,如果不急流勇退,日后恐怕难以善终。但由于商鞅在百姓中的声望太高,秦惠王担心自己的统治会受到威胁,最后还是将其除掉。
为何司马迁会对商鞅做出不客观的平均,这可能和他对法家的态度以及自身经历有关。司马迁曾经对法家有这样一番评价: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在他看来,法家不分高低贵贱的做法,会断绝“亲亲尊尊之恩”。虽然能起到一时的效果,但并不能走远,也就是“严而少恩”。从这能够看出,司马迁是站在儒家这一边的,他非常鄙视法家轻视礼治的做法。
李陵
西汉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在司法上却是“法家重刑”那一套。司马迁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遭受了宫刑,这使他更加痛恨法家。对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自然也不会产生好感。
结语
综上所述,商鞅虽然推行重刑,但根本目的是为了“以刑去刑”,即通过严苛的刑法减少犯罪。商鞅在执法过程中对国民一视同仁,即使是太子也受到了他的严惩。之所以我们会留下商鞅对百姓残忍的印象,这与《史记》有关。由于司马迁崇尚儒家,所以对法家的做法非常鄙夷,再加上他的特殊经历,自然会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做出一些不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