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的益州豪族的权势有多大？
益州豪族作为益州地方势力，益州地区的社会环境是否安定，往往会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益州地处西南，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加之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自古以来，民族问题、地方割据问题频频出现，能否正确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关系，更是关乎益州为豪族生死存亡的大计。
一、两汉时期益州少数民族与益州豪族
益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区，在这里各民族间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相互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纷争。自秦统一西南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制，又经过两汉时期的经营，西南各民族间有了更多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民族间出现过合作也出现过冲突，但是和平始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都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汉时期益州刺史部及其周围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在这些民族当中其经济文化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一部分民族已经走向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发展较慢还处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时代。
益州少数民族的主体主要分布在益州地区的边缘地带，在其南部生活的主要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南夷”诸族;益州东部的巴郡主要生活着民风彪悍的賨人，也被称之为“板楯蛮”;益州西部的高原山区主要是生活了一些羌人、氐人诸民族。
下面将对这些民族进行简单介绍：生活在益州南部的主要是当时汉人所谓的“西南夷”，“西南夷”是当时汉人对益州南部诸多少数民族的总称，其族属相当庞杂，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其各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尽相同，有些先进的民族已经建立起了早期的国家，如夜郎、滇国等。
“西南夷”诸族当中文化最为先进的当属古滇国，传说中滇国为楚人庄蹻所建立，其主体民族为当地滇人，其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在今云南省的中部地区。古滇国是南中最为富庶的区域，据《后汉书》所载：“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夜郎在滇国东北部，在今贵州省境内，在经济文化繁荣程度上次于滇国，其在西汉初期建立了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国家，有首领称夜郎王。在汉武帝时期，曾出兵平定南中，改夜郎为牂牁郡。在滇国西南部，还有哀牢国，其活动范围以今天云南保山为中心，哀牢地处横断山脉之间，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矿藏丰富，为哀牢繁荣的文化奠定基础。
哀牢人口众多，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领族人五十余万内附于汉王朝，于是汉明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永昌郡。在今天四川西南部的雅安、凉山等地还生活着当时的莋都夷、冉駹夷和邛都夷。邛都夷文化较为先进，已经走上定居生活，冉駹夷处于高寒之地，不便耕种但精于饲养牲畜。而莋都夷经济文化则较为落后，还处于“被发左衽”、“食肉衣皮”的社会阶段。
益州西北部还生活着大量的氐人，“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因此氐人多次反叛，成为当时汉朝西部一大威胁。除了氐人以外，益州西北也生活着大量羌人。羌人原先依附于匈奴，其风俗与匈奴略同，皆是随水草而居，无固定住所，其人性格果敢，崇尚战死，以病死为耻。
羌人种姓众多，没有固定君长，以强者为尊，弱者为他人附属。羌人作风彪悍，擅长山地作战，在后汉时期，成为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在益州的东部，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賨人，也被称之为板楯蛮。賨人为巴氏廪君之后，传说廪君死后化为白虎，于是賨人皆以人祭祀白虎。后秦惠王占据巴蜀地区，对賨人采取羁縻政策，以巴氏为其君长和秦人通婚。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巴郡賨人射杀白虎，于秦有功，于是对賨人更加有待，规定：“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汉初，賨人又帮助汉高祖刘邦伐定三秦，汉高祖免除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的租税，对其他賨人每年征收没人征收四十钱称之为“賨钱”，这些政策对賨人来说是十分优待的。
二、南中各民族与两汉中央政府的联系
秦汉时期益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类众多，其人口多寡也无定数，且互相之间并无统属，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有些有“耕田邑聚”，走向定居，有些还在“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可见其情况之复杂。
益州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益州刺史部的南部和西部，在益州东部的巴地也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益州诸多民族当中“西南夷”与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最为典型，笔者将以此展开论述。
“西南夷”是中原人士对汉代益州刺史部所辖的南中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部和南部等地区。益州地区南部的少数民族，在汉武帝以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不频繁，史册所载也只有战国末期庄蹻入滇，在南中称王，以及秦代常頞通西南夷，曾在西南诸国设置官吏的史实。
但是因为秦朝存在时间极其短暂，随着秦朝的灭亡，秦朝在该地区所进行的管理也随之被废弃。西汉初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政府断绝了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交通往来，并且遍设关卡，阻止蜀人与其交通贸易。
不过据《史记》所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賈，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可见巴蜀与南中的交通虽被官方所阻断，但是巴蜀地区的人民与南中地区的民间贸易并未中断，还是有一些蜀地人士冒险与南中地区进行走私贸易。
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盛，汉武帝也开始积极地开疆拓土。他为了经略南越，采用唐蒙的策略，试图借用夜郎兵力夹攻南越，于是开始了对南中地区的经营。
唐蒙以汉朝使者身份游说夜郎国君，并给与其大量的财物，夜郎国君为汉朝财物所动，且认为与汉朝相距甚远，山险水长，交通不便，便与唐蒙签订盟约，开始内属。汉武帝在此设置牂牁郡，设置官吏，并以夜郎侯子为令。
同时司马相如也认为蜀地以南的邛、莋也可以置郡，汉武帝以相如为郎中将前往宣示谕旨，皆如夜郎，设置一都尉，十余县，归蜀郡管辖。这是汉武帝第一次经略西南夷地区，但是这次经略并不顺利。
其主要原因就是唐蒙开西南夷道，唐蒙开西南夷道前后数年，耗费巨大，且徒劳无功，还引起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汉武帝派军队镇压也是无功而返，面对这种失控局面，汉武帝只好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专心经营北方对付匈奴，对西南夷的经营暂时告一段落。
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西域大夏国，仰慕中国文化，渴望与之交通，但是道路被匈奴阻挡，不过通过蜀地南部的邛地向西两千里可以到达身毒国，于是汉武帝又派人前往西南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这一次尝试也随着西南地区滇国的阻挠，寻找道路的任务也以失败而告终。
汉朝对西南的第二次经营是在平定南越之后，元鼎六年，汉武帝趁着平定南越之时，全军士气高涨，以此为契机，出兵西南，一举拿下頭蘭、且蘭、邛、筰等不服从汉朝的夷人势力，夜郎、滇国、冉駹等势力望风而降。
于是汉武帝在此设立了牂牁、益州、犍为、越嶲等郡管辖西南地区，这样包括今天云贵地区和四川南部西部的广大地区就正式纳入西汉版图。
此后，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管理的任务就是对现有成果的巩固维护统一，巩固统一的过程艰难复杂，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朝的沟通越来越密切，少数民族在当地上层领导者的号召下，积极拥护中央政府，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圈，成为中华民族一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某一时期中央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失当，又或者是其他原因，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冲突。汉朝政府将西南地区纳入到郡县体系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汉朝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也会出现摩擦，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反抗。
两汉时期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起义事件，如西汉成帝时期，夜郎王兴、漏卧侯俞和句町王禹互相攻伐，朝廷调停只有夜郎王不服，更是侮辱朝廷使臣，被牂牁太守陈立所杀，陈立一举镇压了夜郎王家族的叛乱。王莽时期，由于王莽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不当，引起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王莽多次出兵均以失败而告终。
东汉建立之初，对待西南少数民族多以剿抚并举的措施，针对少数民族的叛乱，取得一定的效果。东汉中期，尤其是安帝以后，由于朝廷的腐败，对待少数民族往往征收沉重的赋税，人民苦不堪言，少数民族的起义开始接连不断，直至东汉走向灭亡。不过汉政府也选用了一些良吏来治理这一地区，在夷汉关系处理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如广汉郑纯为益州西部都尉之时，史称：“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皇帝认为其有功，升迁为永昌太守。郑纯为政期间，治绩依然出色，并与当地哀牢人约定：“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这些赋税对夷人来说还是相当宽松的，使得永昌地区的夷人生活安定，百姓称快。又有巴郡张翕为越嶲太守，治绩有方，史称：“政化清平，得夷人和。”
后张翕卒于任上，夷人很是伤心，如丧考妣，当地夷人二百余人送牛羊祭祀他，并护送棺椁远至其老家安汉县。又如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开始在益州郡兴办学校，渐迁其俗。
后又有广汉景毅为益州太守，毅初到郡时，米一斛万钱，施以仁政，没过几年，米价稳定至数十钱。边疆循吏稳定了西南政局，并在促进各民族友好交流方面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他们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倾心于汉文化，少数民族前来归义汉朝政府者不计其数。
结语
两汉王朝在经营西南地区时，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有时甚至出现过倒退现象，但是其对中华民族的功绩却是不可估量的。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经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南地区落后的局面，促进了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祖国西南边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