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pk汉武帝一辈子都在打仗（喜欢打仗但宗谁更有作为）
汉武帝常年对匈奴用兵，战果虽辉煌，但也导致“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国力消耗极大。
唐太宗也是一直在用兵，但既打出了“天可汗”的威名，又使国力持续上升。
这其中的差别何在呢？
差别点：超远距离进军
“不误农时，不伤民本”，尽量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减轻人民负担，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有这个认识的。
在距离较近的作战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的近距离，指的是今天的内蒙、甘肃、青海等地。
在这些地方作战，“转战二千里”是很常见的，严格意义上其实也是远距离作战的。但是，相比于漠北、今新疆等地区，这些地方距离确实近许多，进军的成本也低很多。
汉武帝时期，卫青指挥的漠南之战，霍去病指挥的河西之战；唐太宗时期李靖讨灭东突厥、吐谷浑，都是干净利落，以比较小的代价就迅速取胜。
所以，其实，汉武帝早期、中期的用兵，战果大，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产生差距的地方，是在远距离用兵，也就是对漠北及西域的用兵。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战果辉煌，但损兵万余，十四万匹马归来不足三万，消耗已经很大了。
到后期，李广利等人的指挥下，汉军屡屡大举用兵，不但消耗巨大，而且败多胜少。
同时，在西域方向，李广利组织的征大宛之战，更是使“天下奉其役连年”、“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天下骚动”。
相比之下，唐太宗的超远距离征伐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低投入，高回报”的特点。
唐太宗启用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契必何力等番将，在不大量耗费中原财富的情况下击垮薛延陀，平定了漠北。
侯君集等人万里远征，虽然耗费不小，但风驰电掣，干净利落地高昌、龟兹等西域诸国，控制了天山南麓。
即便是未竞全功的亲征辽东之战，也在用时不多，损耗不大的情况下收复了辽东州县。
因此，拉开差距的，是后期的超远距离用兵。
超远距离用兵上的差异，既源于各自所面临形势的不同，也源于二帝用人、用兵上的不同。
形势不同
虽然汉武帝也对东越、南越、西羌、朝鲜、西南夷用兵，但其一生的主要对手，是统一且处于鼎盛的匈奴。
大汉与匈奴，一旦翻脸，在分出高下之前，是没有和平的。
汉武帝在进攻匈奴，匈奴也在进行报复性反攻。
卫青进行第一次漠南之战，俘匈奴部众1.5万人，匈奴又出万骑攻入代郡，掳走千余人。霍去病进行“河西之战”后，匈奴又发数万骑兵攻入右北平、定襄，杀千余人。
所以，第一次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第二次漠南之战，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后，要立刻准备漠北之战。
一旦你停下来，就是示弱，匈奴就会变本加厉，加大对你的进攻，杀掠人民。
汉武帝必须连续大举用兵，在彻底打服对手前，没有喘息之机。
相比之下，唐太宗面临的形势则要好一些。
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高句丽，虽然彼此有关系，但是一个个保持独立的对手。
而且，就国力而言，这些势力虽然名头不小，但实力已过巅峰。
突厥在其鼎盛时，实力是不弱于当初匈奴的。
然而，到唐太宗时，东、西突厥已经分裂，东突厥又遭遇内部问题和自然灾害，实力大损。
因此，一方面，唐太宗可以从容选择作战时机，一击致命，还可以利用对手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拉一个打一个，稳操胜券。
方略不同
纵横捭阖，多找朋友，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也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他先是派张骞去联络大月氏，试图联合起来一起进攻匈奴，后又与乌孙等国联合，一同进攻匈奴。
然而，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作战，乌孙虽尽力出兵但力量有限。
总体上，汉武帝君臣对外联系上，或一厢情愿（如联络大月氏），或停留在局部（如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基本上靠的之汉军自己的力量，“正面杠”。
这是难免的。
汉武帝君臣中，除张骞等人曾在匈奴生活较长时间外，其余人对匈奴及草原的了解都极其有限。
他们不能深入了解草原特点，草原政权的特点。
相比之下，唐太宗君臣，对草原特点就了解极深了。
北朝、隋唐统治者，都与鲜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唐君臣，许多是汉化的鲜卑人，或者曾经鲜卑化的汉人，他们保留了许多草原特点，对草原民族的生活特点、社会结构、作战特点都非常熟悉。
李唐统治者对草原就更为熟悉了。
早在李渊防御突厥时，就曾模仿突厥人的特点操练军队。
李渊起兵后，又得到突厥人的帮助，李世民与突利可汗等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因此，他们可以更深层次地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敌人。
打击东突厥时，李世民先是分化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分化对手，又支持薛延陀等部，使漠北脱离东突厥控制，最后，又利用天寒地冻，东突厥陷入危机的机会，一举灭敌。
打击薛延陀时，又利用东突厥与薛延陀的矛盾，让东突厥在漠南抗拒薛延陀（减少中原负担），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削弱薛延陀在草原各部的权威，最后摧枯拉朽，联合大量游牧武装，低成本轻易平定漠北。
打击吐谷浑时，又利用羌人各部与吐谷浑统治者的矛盾，分化吐谷浑，大大削弱吐谷浑的战争潜力和回旋余地，然后才用兵，转战二千里，一举讨灭。
一言概括，汉武帝的方略，是以中原人的办法打击游牧民族；而李世民的方略，是以中原人+游牧民族的方法，多种方式一起打击对手。
用将不同
汉武帝前期的卫青、霍去病，唐太宗所用的李靖、李勣，都是史诗级名将。
然而，汉武帝后期，所用的李广利等人，缺乏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是武帝后期用兵耗费巨大且败多胜少的关键。
这是一个恶行循环的开始。
由于损耗大，大汉国力下降，带来了战斗力的下降。
比如，由于马匹的大量消耗，到汉武帝后期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代之以步兵。这不仅使汉军机动力下降，且使后勤保障系统变得脆弱，丧失了主动。
如此，武帝后期，越是耗力进攻，效果越差，越是效果差，消耗就越大···
一直消耗到实在消耗不动，轮台罪己！
相比之下，李世民之下，李靖、李勣、李道宗、侯君集，契必何力等人，都保持了很高的军事素养。
因此，唐太宗时期，指挥水准一如既往的高，即便出师不利，也很少出现全军覆灭的情况，即便是如李广、李陵这样的某一路覆灭也很少发生。
这又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军队损耗不大，所以，军队越打越有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建功立业的机会大而战死沙场的机会相对较小，因此，勇武之人踊跃投军。
到唐太宗征高丽时，河北壮士踊跃参军，薛仁贵就是此时投入唐军的。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良将者，兵强国昌”。正是这个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唐太宗，也不是那么完美。
唐太宗晚年，“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运输”。
这些情况，虽与汉武帝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说明，常年的多线作战，仍然给生产、生活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干扰。
总的来说，唐太宗用兵，对生产、生活的干扰，总体上确实远远小于汉武帝。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各自形势不同，统治集团认知结构的不同，也有用将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虽然个人更推崇唐太宗君臣，但凭心而论，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古代的杰出帝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都是值得尊敬的，不必非此即彼，贬一个捧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