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香港-璞鼎查时代
璞鼎查爵士直到最终完成《虎门条约》，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作为全权公使，他负责英国对华外交关系，为此应向外交大臣汇报情况。作为商务监督，他的使命之一是组建领事机构，行使领事法庭的职能。因此，璞鼎查要接受殖民地大臣和陆军大臣的监督，贸易部希望他报告有关情况，王室检察官也有权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为了获得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璞鼎查不得不求助于印度总督，战场指挥官一方面服从这位全权公使的指令，同时也向海军部或皇家骑兵卫队报告。只有香港总督之职的隶属关系相对较为直接，属于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
璞鼎查
马地臣用贩卖鸦片的利润购买和开发了刘易斯岛，图为岛上马地臣所建城堡
萨勒敦勋爵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安排荒诞不经，各项职责如此随意地划分，难以发挥良好作用。更糟糕的是，不同职务往往要求任职者具备彼此互不相容的素质。一位殖民地总督必须耐心、机智、富有魅力；管辖领事法庭，避免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则要求主事者具备当机立断的素质以及对当地习俗、语言和贸易管理的丰富知识；外交代表得有狡黠、演戏的本事，能够觉察到最细小的潜在妥协机会，还要具备无与伦比的谈判技巧。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上述诸种品质。
在现场的人也无法依靠伦敦娴熟的指导来弥补缺陷，通信联络的不便意味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通过印度总督或当地的陆海军指挥官来解决。只有伦敦的政府内阁才可以向这位集全权公使、总督和商务监督于一身的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些命令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能送达（所需时间逐渐缩短，到19世纪50年代，从发出到收到指令所需的时间缩短到6个星期），因此，中央控制始终是微不足道的。1841—1846年皮尔政府执政期间，托利党的在华利益微乎其微，这种状况没有引起多大麻烦，等到巴麦尊重新掌权，就肯定会激起诸多矛盾。
1842年12月2日，璞鼎查从南京回到香港。《中国之友》以欢呼之辞来迎接这位总督，“面对宏大、兴旺的事业，我们几乎有不知所措之感”。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两周后，远征军起航返回印度，只留下一支700人左右的卫戍部队。远征军军官大多出身于良好的家庭，爱好交际，他们的到来令香港社交界热闹非凡，他们离去之后，社交界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当时香港社交界仅有数十名商人和极少数政府官员，因为军士、列兵、店主和那些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踏入这个圈子。华人不论是否体面，被认为最好是放任自流。
香港社会是个奇特的混合体，而且是个头重脚轻的社会。以往的广州大班大多已经离去：詹姆斯·英尼斯死了，威廉·查顿当上了代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可敬的议员（他当议员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死于1843年）。兰斯洛特·颠地和马地臣很快也离开了，马地臣的那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侄子，“一个孤僻、脾气暴躁……乖戾的家伙”，接替了马地臣。1843年，马礼逊的儿子、能干而勤奋的马儒翰死于热病。
到1844年年底，早先时代的遗老都不在了，要么死了，要么去英国当上了绅士。兰斯洛特和威尔金森兄弟备受称赞，他们“盛情好客……坚毅正直，宽容慷慨，一贯仁慈”。他们按照雄伟的托斯卡纳风格重建了位于威斯特摩兰的祖居，还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包括中央供暖系统和不下两间浴室，还为教区教堂修建了一座礼拜堂。马地臣干得更出色，他买下了刘易斯岛，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下述事实足以说明鸦片贸易的利润有多丰厚：马地臣能花50多万英镑购买和开发刘易斯岛，央孖地臣退休后用773，020英镑在英弗尼斯郡买下了很大一块地皮，还在罗斯郡购买了价值30万英镑的土地。
与英国维多利亚早期的人士一样，广州大班的继承人念念不忘社会等级观念。当时英国社会正在开始热衷于社会分层。摄政时期 社交界较为宽松的气氛——广州和澳门的英国人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已经让位于对绅士派头的自觉追求。英国政治家的个性有了变化，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文雅可敬取代了辉格党人放荡不羁的贵族做派（梅尔本总是习惯使用那些让所有听众都反感的语言）。
到过英国的游客时常惊异地发现，英国的“等级体制如同东方的种姓制度一样绝对……令人难堪、闭塞和不健康”。萨克雷、狄更斯、特洛罗普和瑟斯蒂等人敏锐地记录下19世纪40年代的这种成见，“绅士派头意味着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幸福的毁灭和终结”。 香港社会也是如此，而且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社会人数不多，这使得问题更加突出。香港的英国臣民有300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英国大农庄的人口，其社会差异却相当于英国一个郡。
起初，高高在上地居于香港社会顶层的人物并非总督，而是驻港英军总司令、十六世男爵、近卫步兵第一团的陆军少将萨勒敦勋爵。萨勒敦魅力出众，颇具教养，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和出色的战士，威灵顿曾称赞萨勒敦“不论作为男子汉还是战士，都堪称陆军的楷模”。滑铁卢战役中，萨勒敦率领近卫第一团分遣队坚守在胡格诺花园，打退法国人的数次进攻，也正是他迫降了拿破仑的卫队，亲手接过了康布隆的佩剑。这位将军常驻香港，总督却不得不为外交事务东奔西走。不但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说全权公使是上司，但不论从等级、资历还是个人能力上说，璞鼎查难望萨勒敦之项背。
总督和总司令之下，有43位居民自命为绅士。人数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这个数字是璞鼎查认为必须任命的地方法官的人数，这些人有权审讯“频繁前往中国皇帝疆域的每一位英国臣民”。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究其原因，倘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排除在外，都是对他们极大的冒犯。在英国，充当“太平绅士”，坐镇地方法庭，乃是乡绅阶层的特权和职责，地方法官有权被尊称为“大人”，从而与身为庶民的商人区分开来。在香港，如果一个人不是太平绅士，那就只是“老百姓”。
一位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大人’也卖东西，我也卖东西，彼此究竟有什么不同？”人们用颇为挖苦的方式表达了愤慨，尤其是那些没有当上太平绅士的人。1843年7月17日的《中国之友》刊登了一封来信（不用说，新闻记者没有被视为绅士）：“我们的总督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任命一群太平绅士（附带说一下，他们……在香港一无是处），他们的人数超过整个保安部队的三分之一，若是在英国，会有人相信这一点吗？”这种荒谬可笑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地方法官很快就被悄悄解职。
璞鼎查难以容忍上流社会的地位之争。他一直生活在东方，与印度人、士兵和东印度公司职员打交道，缺乏对付商业绅士的经验。像义律一样，璞鼎查发现很多商人脾气很坏、令人生厌，与义律不同的是，璞鼎查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璞鼎查爵士一回到香港，就身不由己地卷入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的冲突。当时，马地臣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调停在他上任5年前发生的一场纠纷。这场纠纷起因于兴泰行的债务问题，这家广州商行组建于19世纪20年代，是靠不住的数家行商之一。
怡和洋行冒失地用巨款扶持这家行商，金额高达300万英镑。1835年，兴泰行倒闭，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商委员会“审查兴泰行和怡和洋行的索赔”。不知是太缺乏圆通，还是刻意的预谋，兰斯洛特·颠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按照颠地本人的说法，他“被随意地选中，以提供外语和账目方面的必备知识”。颠地委员会认为本金应归怡和洋行，但不得支付3年的利息，这笔利息的金额高达432，543英镑。
马地臣异常愤怒，写信指责颠地“多管闲事，插手这笔利息或借贷双方的账目，这个决定荒唐而又不公正”。事实上，颠地的做法合情合理，并未超出授权范围，问题是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此事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南京条约》规定偿还拖欠的行商债务，怡和洋行便旧事重提，请求璞鼎查出面干预，敦促行商偿还这笔利息。璞鼎查没有从颠地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帮助，颠地只是向璞鼎查解释了设立委员会的前因后果，郑重其事地拒绝重翻5年前的老账。
依璞鼎查看来，整个事情的经过不可思议。1842年3月8日，他把相关文件全部发往伦敦。德庇时和义律均认为颠地洋行更值得敬重，但璞鼎查爵士在伦敦时就与怡和洋行往来密切，并且决定一到香港就拜会央孖地臣。事实上，这两家商行都曾冒犯过璞鼎查。颠地洋行在承兑一张政府汇票时大加刁难，总督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我很遗憾，在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涉及到某些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些我一直希望、并有义务支持的商人”）。
怡和洋行则曾经阻挠璞鼎查收取邮件，璞鼎查抱怨说：“摩尔号已在3天前抵达香港，我还未拿到我们的函件。它停泊在离陆地有一段距离的海面，先将马地臣先生的包裹送上岸，他们在20号早上就收到了！真是声名狼藉的可耻做法。”如今，璞鼎查已经就赔偿问题与中国人达成协议，每一个商人都想从政府那里尽可能多地捞一笔，璞鼎查写道：“就我所知，一些诚实的英国商人一想到能获得超出他们预想的利益就欣喜若狂，另外一些人则因为有300万元可分，便捏造事实，要求赔偿。”
璞鼎查不想让这些商人干扰井然有序的政府。1843年6月26日，英国政府颁布《香港宪章》，香港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份文件内容贫乏，伦敦方面制订时颇为匆忙，没有与新总督进行任何磋商。按照宪章的规定，总督拥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将组建一个立法局，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实权，总督甚至可以随时解除立法局成员的职务。行政局掌握实权，实际上它也仅有很少的几项权力，其成员均为英国王室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