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国地图炮玩坏了的宋国人，他们的国民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宋楚泓之战爆发的前因后果（一）
结论：宋襄公“合诸侯”的举动与春秋中后期宋国所主导的两次“弭兵会盟”是一脉相承的，是宋国对于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宋国这种国民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制约。
从地缘政治角度上讲，周公为了防止商人后裔造反，将他们封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这就使得他们面临来自于楚国的威胁时，必须要依靠中原联盟作为后盾才能维持国家的安全。当中原各国都无法肩负起统领诸侯的重任时，宋国人就只能积极奔走，试图重建齐桓公所创立的霸业秩序。
而当这种愿望落空的时候，以宋国的地势和国力都无法阻挡楚国的进攻，就算是在一两次的战争中侥幸打败了楚国，最后也难免会招来灭国的命运。因此，泓水之战的失败，从短期来看，是消减了宋国的国力，但从长期来看，却是保存了宋国国祚。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宋襄公不听从旁人的建议反而是正确的选择。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宋楚泓之战爆发的前因后果@AalizzWell逸川
历史上对于宋襄公的评价一般有两个极端：在儒家统治天下的时代里，宋襄公的仁义之名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尤其是他提出的几条作战原则长期被一些理想主义者视为金科玉律，更加深化了人们对于有着君子之风的美好时代的想象，因此很多人都情愿把这个并没有建立什么功业的失败者列入“春秋五霸”的行列中去。
而在美好事物的对立面，总有人能看到史料中提到的那些阴暗面，因而认定了宋襄公哪里是什么仁义，他那根本就是蠢嘛！在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中，拳头才是硬道理，你一个二流诸侯国没事凑热闹，那不是自讨没趣嘛！
但我要说了，人们对于宋襄公的评价，无论是说他仁义还是说他愚蠢，实际上都被《左传》的叙述给限制住了思维。也就是说，宋襄公一系列决策的对错与否，是有一个参照系的，这个参照系就是他的哥哥子鱼（目夷）的评价。人们不加甄别地就认为子鱼的观点更加切合当时的实际，如果宋襄公能够听取这些中肯的建议，最终的结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可问题是，所有未经验证的观点都只是假设，对待子鱼的建议，我们同样要持有审慎的态度。因此，对于宋襄公的决策是否真的不靠谱，我们还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宋国人的国民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从宏观上来看，如果要问，放眼整个春秋时代，最热衷于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是哪个？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就是宋国。春秋初年，霸业版图未定的时候，四方大国晋、楚、齐、秦为了争夺霸权打得不可开交，被围在中间的中原大国都只有看戏的份儿，没有上场的胆儿，可唯独宋国是个例外，这我们就不提了。
到了春秋中后期，晋楚两大强国互掐了多半个世纪，到最后谁也掐不动了，就想要弭兵议和，这个时候谁出头最为积极？还是宋国。宋国大夫华元、向戌为了国际和会四处奔走，先后促成了两次弭兵会盟，为国际和平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反观郑国、鲁国那些大夫，却只会在一旁说风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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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的这种国家性格，说好听点是有道义感，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说不好听点就是带轴犯二，还爱管闲事。对于这一点，楚国人就有一个很贴切的评价，说“郑昭宋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郑国人的外交策略比较灵活，看到楚国人强盛了，他们就跟楚国，看到晋国人强盛了，他们就跟晋国。他们一般不会认死理，也没有什么责任感，反正只要保证了我的安全，你国际政治风向怎么转变我也管不着。
而宋国人就不同了，宋国人特别喜欢认死理，齐国强盛了，我可以跟齐国，晋国强盛了，我可以跟晋国；但如果你楚国也想来插一杠子——对不起，咱们关系没那么好——他就死活不从，这种坚持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非要等楚国人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实在没办法了才认怂，你别以为只有宋襄公才会这样。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很喜欢拿宋国人开地图炮，在那些广为流传的寓言故事中，比如野人献曝，比如智子疑邻，比如揠苗助长……宋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呆萌蠢，还特别自以为是。造成宋国这种国民性格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不可能都列举出来，这里捡重点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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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文化传统。宋国人在周朝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殷商后裔，在周王朝兴起的过程中先后被灭了两次国。一次是武王克商，商纣王被周武王革了命，其子武庚受封成了周朝的一个普通诸侯。后来武庚联合三监叛乱，又被周公革了命，这才把纣王的兄长微子封到商丘接续商朝祭祀，建立了宋国。
这两次的革命可以说是把这些商朝后裔打得心服口服，还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个特殊的观念：“天命不再受”。就是说，上天已经把自己的天命夺了给了周人，就不可能再次授予自己，所以就顺应天命，老老实实地接受周朝统治就好了。
与此同时，周王朝对他们还特别客气，把他们封为“三恪”之一，在爵位上算是公爵，比其他的那些侯爵、伯爵的诸侯地位都要高。这种特殊的地位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怀，就是说，我们尽管现在已经失去天命了，可毕竟也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曾治理过天下，而且现在还是诸侯中的老大哥，因此就有义务帮助周人治理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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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笃信天命，另一方面呢又有着特殊的责任感，这就让宋国人对周王室的统治拥护得特别起劲。因此说，如果要在春秋时期选择保存周礼最为完善的国家，能够跟鲁国媲美的也就只有宋国了。你还别忘了，到春秋末年以复兴周礼为己任的孔老夫子，他的祖上可是宋国人。
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宋国人国家性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方面的因素，我们要从地缘政治上看。宋国的核心区域在商丘，地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界地带，向东可以连接齐、鲁，向西可以抵达周、郑，向北又可直通晋、卫，向南则是隔着陈、蔡与楚国相望，可以说是整个中原版图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围绕郑国的归属来回拉锯，大体上都不会影响霸业的归属，可一旦宋国的归属出现了变化，这对于中原政治版图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是革命性的。晋楚邲之战后，因晋国无法提供保护导致宋国沦陷，楚国大军一路北上横扫中原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大争之世的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互相侵夺已成常态，以往的一些传统国家都被相继吞并。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你要把郑国、鲁国灭掉不会引起国际政治的地震，可要有谁敢把宋国灭了，那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齐国人就是吃了这个亏。从这里面也就可以看出，宋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为什么会造就宋国的特殊性格呢？这我们就要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进行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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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愿意把中原的争霸战争理解成一场竞技比赛，有实力角逐霸主地位的国家，如晋、楚、齐、秦就是最有竞争力的选手，谁的拳头硬，谁自然就应该当霸主。但实际上，如果要站在中原诸侯的立场上看，他们争夺霸主实际上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抵御楚国的入侵。晋楚争霸战争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渗透与反渗透的战争。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是因为在西周的政治环境下，中原诸侯因为处于周王室控制范围之内，被天子压榨得最狠，早年都得不到发展。只有当平王东迁、天子权威丧失之后，他们才渐渐发展了起来。而楚国则不受此限制，早在西周末年，他们就已经开始扩张疆土了，当中原诸侯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发展起来的时候，楚国早就已经成长成了一个超级巨无霸，那个体量是中原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楚国文化特性与中原迥异，且自西周开始就与王室对抗，其进取中原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要取代周朝，而不是要玩什么霸主的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侯单打独斗肯定是谁也打不过楚国的，到最后都免不了会被楚国吞并，成为他们王族治下的一个县。为了抵抗这股潮流，避免成为楚国战车下的牺牲品，他们就只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齐桓公得以称霸的外部条件。
也就是说，中原霸主所统领的这个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想敌，那就是楚国。这个联盟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或者说是霸主的职责，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维持中原地区的太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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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国来说也是一样，这个诸侯联盟就是他最大的依靠，霸主就是他们最大的保护伞，一旦这个保护伞倒了，他们即刻就会感受到来自楚国的威胁。
因为对于楚国来说，宋国的地理位置实在太优越了，一旦掌握了宋国，就可以掐断中原各国物资交流、文化交往的交通线，瘫痪各国的经济命脉。一旦宋国沦陷，其余各国就可以不攻自破，剩下的晋、齐、秦也就不再是威胁，楚国统一中原、取代王室的梦想就会更近一步。
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时刻被楚国这样一个巨无霸惦记的感觉，恐怕不会太好受。正因为如此，宋国人才特别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让他们可以背靠中原霸主的大树有恃无恐，不必整日里担心那个被称为“蛮夷”的楚国会把自己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宋国会对国际事务特别上心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