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为何秉承以宽为本的管理学?他是如何处理贪腐的?
康熙皇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康熙登基时只有八岁，不过到了14岁就开始亲政。当时康熙为了夺回朝政大权，亲自除掉权臣鳌拜，对外局势康熙主张大规模用兵，以保证国土的完整。可以说康熙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的确是为康乾盛世起了一个好头。不过康熙帝虽然打仗在行，但对经济就没那么懂了，以至于国库一度处于亏空状态。或许这也和康熙帝秉承的以宽为本的管理学有关。
在今天的文章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脑洞大开探讨一个问题：假如穿越回清朝当官，总体上来说，在哪个皇帝手下干活最幸福?
首先，如果在清中叶以后，清朝国力已经开始衰落时当官，肯定是不太幸福的。朝廷就好比一个超大型企业，如果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了，那里面员工的幸福感肯定不强，往往是工资福利不见涨，责任义务却在加重。如果遇上不靠谱的老板，还会遭到剥削压榨来满足老板私欲。比如清末时慈禧太后经常让官员给她进贡和捐款，便是明证。
在乾隆盛世当官是否幸福呢?的确乾隆朝经济发展不错，乾隆皇帝对吏治也相对宽松，在那时候当官可以捞不少油水。可是乾隆自己也是个花钱大户，一会要打仗，一会要出巡。钱从哪里来?国库的钱花完以后，乾隆与和珅特设了“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可以花钱赎罪。许多官员捞的钱大头都上供给了乾隆与和珅，被这对君臣割了韭菜。
给雍正皇帝打工则更惨。雍正本身是个工作狂，对待群臣也是严厉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在雍正朝当官只能拼了命地干活，来完成雍正不停下达的考核指标。只有在康熙皇帝手下当官，才算是幸福感相对比较高的。
我们之前讲到，康熙庙号为“圣祖”，谥号为“仁皇帝”。其中庙号圣祖指的是康熙的功绩，有巩固大清基业的再造之功;而谥号仁则指的是康熙的性格，慈民爱物，驭下宽仁。
在这种性格影响下，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基本巩固了清朝统治后，没有继续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而是以民生为念，执行与民休息，滋养人丁的仁政，大力发展经济。除了对百姓以外，康熙对待手下的官员，也是格外的宽容。
比如有一次谈到地方治安问题，官员在康熙面前表决心一定会严肃治理，康熙却表示不用太过苛求：
“江苏巡抚郑端陛辞。上曰：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端奏曰：若乡绅肆行无忌，自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上曰：尔只须公尔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
康熙建议郑端不要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尽量减少扰民，另一方面也是他所提倡的一种工作方法，只要大的方向正确，在细节上就不必过于求全责备，要给下边官员留有灵活开展工作的余地。如果凡事都用尽全力，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基层官员的反感，而且缺少转圜余地，工作效果不一定好，还有可能导致欺下瞒上的形式主义出现。
所以在康熙皇帝手下当官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领导的考核要求不高，工作压力不会太大。
除了不苛求下边官员的工作业绩外，康熙皇帝对官员们经济上的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对贪腐行为采取默许态度。虽然这不符合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但对当时的官员而言，有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却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项“福利”。
康熙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放纵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有洁身自好的清官来觐见，康熙都劝他们不要太过死板，还“鼓励”他们适当贪污：
“朕昨召陈瑸入见，细察其举动言语，实系清官。……朕面谕陈瑸云：尔为巡抚，与为司道等官不同，若贪财好利，诚为非理;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吏，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夫弟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岂真一无所取?不过不肯与人，到后日仍是自肥耳。”
康熙这番话表达了几层意思：
第一，巡抚是一省的首长、封疆大吏，不像司道这些基层地方官员，贪财好利是不对的。反过来说，如果是基层地方官员贪财好利，那就可以接受。
第二，封疆大吏虽然不能贪财好利，但也不能完全两袖清风，该贪的时候就得贪。完全不贪污纳贿的大臣，没东西拿来送人搞关系，也做不好这个位置，那也不算是个好官。
第三，康熙还有一种非常固执的偏见，认为绝对不贪污的人是不存在的，那种表面上分文不取的人，说不定背后偷偷贪了多少钱。假如让康熙来评判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也必然会认为他不算一个好的官员。
康熙对官员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来看，明清易代之际，百姓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康熙早年又对三藩用兵，已经竭尽民力，此时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任务，乃是休养生息。因此，康熙不希望地方官员们耗费民力财力，竞相去搞什么政绩工程，只有保持地方和平稳定，才是整个朝廷的工作重心。底下的官员有贪腐行为，康熙认为这是维持地方稳定所需付出的一点代价，是相对次要的。
另一方面，在康熙一朝，还没有像后来一样设立军机处加强皇权，宗室、旗主们仍拥有较大的议政权力，康熙需要对各方势力进行平衡。对官员宽容，事实上也是康熙对他们的一种拉拢策略。
而在主观上，康熙本人比较崇尚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也曾公开向群臣表示，“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此外，康熙还强调地方督抚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这既是康熙对地方大臣提出的工作要求，同时他自己也是秉承这一理念来治国、治民、治官。
康熙以宽为本的治国方略，的确为清朝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其对待官员的宽纵态度，实为用力过猛，到后面逐渐失控，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首先，康熙在位时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承平日久下，官员们的惰性越来越重，热衷于夤缘攀附，因循疲玩，行政效率也越来越低下。另外，康熙认为官员不贪污就办不好事的错误想法，以及多次公开“鼓励”官员贪污的举动，让当时的官场形成了非常不好的风气。上下官员明目张胆地贪腐，甚至肆意侵吞国家财产，导致康熙末年时一度形成了全国各地财政亏空的危机。
到后来雍正皇帝登基，一反康熙以宽仁治国的做法，上来便采取严厉手段整饬财政和吏治，一扫康熙末年迟暮腐败的官场风气，算是对康熙晚年犯下的这项失误进行了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