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书科:我所知道的陈长捷

2025-01-04 00:57 来源：策古网点击：

靳书科:我所知道的陈长捷

引子

《文史资料存稿选辑》军政人物(下)，作者靳书科，时任国民党晋绥军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参谋。

陈长捷（1892年6月2日－1968年4月7日）

陈长捷（1892年6月2日－1968年4月7日），字介山，福建闽侯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毕业。中华民国军事将领，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1948年任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1949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战斗中被俘。1959年获特赦。1961年任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正文

陈长捷是福建省闽候县人。他与傅作义将军同时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两人有较深厚的友谊和交往。30年代都是山西省阎锡山部队的高级将领。陈长捷治军作战有一套，早在1930年阎、冯反蒋南北大战时，陈在李生达的三十六师担任旅长，在一批庸碌的“败军之将”中，他是略有“建树”的佼佼者，以此受知于傅作义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他因多次作战有功，在阎锡山的提拔下屡有擢升，由师长、军长一直升到集团军总司令。

陈长捷治军纪律严明，他经常教育部下要做到官不爱钱、兵不怕死，对扰民、赌博、吸毒，潜逃者给予严惩。他言出法随，一经发现就地军法处置，他像傅作义将军一样，生活俭朴，一向穿着士兵服装，和士兵打成一片，跌、打、滚、爬，以身作则。他胆量过人，在战略战术上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善于打恶战，攻坚战。抗日战争时期，突围冲杀于千军万马之中，杀敌致胜；又常受命于危难之际，挽回战局，因此颇受上司的信任和重托，在晋绥军中，他是仅次于傅作义将军的一员骁将，也有人说他是“常胜将军”。

一、血战长城内外多次建立功勋

1936年，陈长捷任七十二师师长，部队驻晋西离石、柳林和宋家川。秋冬之际，七十二师移防到大同，成为傅作义将军攻击百灵庙的后备军，归傅作义直接调动，在11月下旬百灵庙大捷后，也受到嘉奖。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7月5下旬，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东段察绥前线抗击日军之任务。归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指挥的部队，除傅作义兼军长的三十五军外，还有防守平绥铁路东段汤恩伯的十三军，陈长捷的七十二师，马延寿的独立第七旅，防守张家口的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守备天镇的李服膺的第六十一军；另外还有机动部队门炳岳之骑兵第六军，赵承绶之骑兵第一军等部。当我军在平绥东段南口及长城内外同日寇展开血战时，傅作义总司令为加强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的战斗力量，特令陈长捷率七十二师前往增援。陈奉命后即率该师所属第二O八旅、第二一七旅，于8月17日下午到达居庸关以西骡子圈高地，与日军板垣师团发生战斗。我军同日寇为争夺850高地，进行了拉锯式的拼杀达23次。在第22次为夺回失去的850阵地时，陈长捷亲临前线，指挥四一六团张树祯团长组织奋男队，向敌发起冲锋。正当部队冒着猛烈炮火连续争夺高地时，张团长腹部和胸部连中数弹倒地，但他犹今团副马宗俊督队继续冲击。直到马团副把850高地夺回，将山上的日兵尽数歼灭时，他未及包扎，仍坚持写战斗报告，尚未写完即阵亡于850高地上。

据我方情报人员报告和飞机侦察得知，日军东条纵队从多伦南下，已经沽源正向张北开进。傅作义总司令拟即出击，以三倍于敌之兵力，迅速歼灭东条纵队。傅亲自出马到张家口，劝刘汝明和日军继绝关系，拘押日特务机关人员，决心抗击日寇。他并令李服膺军长指挥第六十一军，断然向柴沟堡、万全进入察省地区，以迫使刘汝明同日军作战。不料刘汝明口头上答应照办，实际拒绝李服膺军进入张垣，并且让设在张垣的日军特务机关人员乘汽车逃往多伦，与东条日首联系。刘还将归他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一个加强师移避于察南，并将察省政府搬到察南蔚县，妄想摆出张“中立”姿态，使日军东条纵队仅对晋军作战。8月26日夜，平绥线上的郭磊车站被敌截断，刘汝明放弃张垣，敌骑不战而轻取张家口。

傅作义总司令得知此情，受到意外打击。但他的作战意志仍然是积极坚定的。他严令李服膺率六十五军全力反攻，夺回张垣。但李军未以全力反攻张垣，仅在郭磊敷衍应战后，全军退回孔家庄。傅又闻汤恩伯的总部移去樊山堡，马延寿旅也放弃怀来西奔。于是其二十五军东进被迫停止，不得不命令长城前线弃守。

二、忻口镇昼夜大战郝军长为国捐躯

陈长捷升任第六十一军军长后，休整部队，重整旗鼓，继续参加战斗。他奉傅作义总司令之命，率部先解平型关高桂滋、郭宗汾两部之围；复又于10月15日拂晓驰援忻口西北高地。从此，我六十一军在忻口战役中，同日军血战20多天。

忻口战役的特点，是从非预期的遭遇战演变为阵地争夺战，在狭隘不利的局部地区以攻为守，是投入的部队既多、苦战的时间又长的一次战役。此役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作战指挥部总司令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任副总司令，后因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所指挥的部队和傅作义第七集团军所指挥的部队，在作战中交互穿插有些混乱，于是正副两总司令联合指派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为前敌总指挥、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为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前线各部队作战。

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华北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一次大战役，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多、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战斗之猛烈，是我国抗战史上所罕见的。在战斗中，我军阵地被敌炮火夷为平地，反复易手，死伤积野，我军仍岿然不动。此役我军阵亡军长一名、师长一名、旅长十余名，团营长阵亡更多，连排长无法统计。我军所表现的壮烈精神，实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忻口战役时，郝梦龄军独立第五旅第四团阵地被日军突破，郝军长亲自到四团指挥，刘家麟师长也随他一起前往。刚进到敌火力控制的危险路口，即被敌发现，机步枪猛烈向他们射来。郝军长腰部中数弹倒地，刘师长喉、胸部连中三弹倒下又坐起，随从人员把郝抬到团部时，却已气绝。

郝梦龄将军系河北藁城县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将军平易近人，无一般军阀官僚作风，对下级官佐及军士常以和蔼态度交谈，但对违犯纪律之官兵则必从严惩处，决不宽贷。他的治军歌词是：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需要爱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他在经济方面素极公开，每次见蒋介石，蒋必有许多馈赠，将军从不装入私囊，而是按级别、职务，有的分给数百元，有的分给手表一只或其它衣物一件，士兵都是每次每人发给胶鞋一双。将军虽历任师长、军长多年，从未置有任何私产。

郝梦龄牺牲后，傅作义任命陈长捷为前线总指挥。

10月17日下午，晋军开到忻口一个步兵旅、两个山炮团（约计50门晋造山炮）。当晚，前线总指挥陈长捷驱车到达郝军长的前线总指挥部（第九军军部），下达战地命令：无命令不许退，轻伤不许退，弹尽援绝不许退等。几天来，敌军伤亡重大，进攻受到挫折，战况稍趋平静，人夜枪声已稀。10月20日，我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敌机场，烧毁敌机24架。消息传来，官兵欢呼中华民族万岁，此后侵扰忻口的敌机就不见了。犯我忻口敌军，因遭我军拼死抵抗，屡攻不克，遂改变进攻方向，突破晋东娘子关，向阳泉进犯。太原受到威胁，阎锡山于10月24日下令各部向太原转进。抗拒敌军23天的忻口战役至此结束。

三、不是阎的亲信终于离开山西

陈长捷经常听到阎锡山嫡系军队的士兵颇多吸毒。阎锡山知道陈长捷戒烟坚决，不敢给他在军饷中搭配烟土，但到吕梁山后，军饷不足，才在发饷时搭配部分烟土。陈长捷大发雷霆，致电阎锡山：“阎长官，上级发烟土，抵作军饷，使我万分诧异。前方将土浴血抗战，体力消耗极大，急需营养。吾公此举，祸国殃民，莫甚于此。我已命军需处长，星夜将烟土送回，请掉换国币。”当时阎锡山的处境极端困窘，所依靠者只有除长捷部，从此不敢再发烟土。

在吕梁山阶段，陈长捷以“明耻教战”当作官兵的座右铭。每位官兵带的臂章印有“明耻”二字，军服内印着“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每当战斗开始，他向官兵训话，提出要以灵魂作战，要有岳飞还我河山的精神，有每战必胜的信念，勇敢杀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所以日寇和伪军一见到带有“明耻”臂章的士兵，无不心惊胆战，退避三舍。

陈长捷还常以“无人纪律”教育每个官兵。即使没有长官，没有自己的同志跟着你监视你，只身一个，也要遵守纪律。因此，老百姓见有“明耻”的队伍，无不爱戴和支持。据跟过陈长捷多年的老军需人员说：“我们当军需的人，深深体会到游击区军民关系的重要。在根据地，每当我军用粮时，当地百姓便领着我们到深埋粮食的山洞去领取，公买公卖。这都是我们陈军长带兵有方，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老乡们信任的结果。”

1939年，敌伪在山西不断扩大占领区，王靖国等人所领导的一、二、三行政区地盘不断缩小，逐渐进入第四行政区，与陈长捷发生了矛盾。最后阎锡山着王靖国等人到桑峨陈长捷的总部开了一个和解大会，王靖国等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向陈道歉，才算了结。

陈长捷是跟随阎锡山几十年的老军官，立了不少汗马功劳，但因不是阁的亲信，再加上退还大烟和同王靖国等间的亲信之间的矛盾，终于被排挤出山西。阎锡山强迫陈长捷交出兵权，将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全部移交给了王靖国、杨爱源等亲信，只给了陈长捷一个卫队营，送出了山西。

四、出任伊盟警备司令造成“三·二六”事变

陈长捷被阎锡山排挤出山西，一下子成为光杆将军，因处重庆，一筹莫展。第八战区副令长官傅作义将军电请介石，将陈长捷调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为邓宝珊）。不久在伊盟东胜成立了伊盟警备总司令部，傅作义任陈长捷为总司令，指挥何文鼎的二十六师、朱巨林的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的一个师，还有郭长清、邬青云、李作栋等三个游击支队，担任伊盟的守备，以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向伊盟发展和日伪蒙疆的侵袭，并为将来反攻包头及归馁创造条件，同时代表傅作义坐镇指挥，处理伊盟地区的军政事务。

1942年蒋介石在天水召开军事会议时，陈长捷以解决驻军粮食为名，建议在伊盟开荒五万顷。蒋介石询问傅作义是否可行，傅表示原则上可以，但开荒不宜过多。蒋介石当即指示可试垦五千顷，以后看情况再继续开垦，详细办法可与傅研究决定。但陈长捷刚愎自用，未和博作义商议，竟断然提出“什么地好就开什么地”，其中不但包括各旗的脑包地、庙地、马声地、甚至伊金霍洛（成陵）的“禁地”也要开垦。

陈长捷未取得蒙旗同意，擅自布置后，才到扎克旗会晤伊克昭盟盟长、绥境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礼布（即沙王），通知要开荒。沙王当即答复：“此事关系全盟蒙民的生活问题，我一人不敢答应，必须要各旗的官民同意，才能决定。”陈长捷说：“伊盟开垦问题，是蒋委员长批准的，无论如何也要开。加之国难时期，你们也应当拥护这个政策。”会晤就这样不欢而散。后来沙王为尽量避免纠纷和遭受损失，特派亲信白音仓同陈交涉多次。陈长捷最后态度蛮横地说：“开垦是一定要开，没有洽商的必要，这是蒋委员长批准允许的，你们也应当拥护执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蒙古人议论纷纷，深为不满。

陈长捷也深知没有取得蒙旗的同意擅自开垦，会引起纠纷，于是想尽办法用拉拢手段，收买沙王的亲信白音仓，终于达到了开垦的目的。当初沙王派白音仓去见陈长捷，主要是刺探陈的态度，看陈对开垦的主意是否有所改变，有无商谈的可能。不料白音仓竟然答应开垦，他返回旗里，也没有向沙王如实地汇报他已允许开垦的问题。此讯传出后，所有蒙古人都对白音仓切齿痛恨。

1943年2月间（阴历正月十七日），白音仓到榆林办私事，在返回扎旗的途中，被保安队第一连击毙。陈长捷得知后，给沙王致电说“白音仓委员忠贞爱国，不幸为奸匪刺害，请沙委员长迅速采取措施，逮捕凶手，依法制裁，否则即派兵到扎萨克旗搜查，逮捕凶手。”保安队第一连老瑞排长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并且听到白音仓的朋友顾兆忠和王兰友等要替白音仓报仇，立即产生了暗害顾、王二人的念头。1943年3月26日夜间，扎萨克旗街上发动事变，分数路暗杀王兰友、顾兆忠。由于对方早有准备，双方射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击毙王、顾，逮捕了白音仓集团的其他人员，并拘捕了国民党绥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赵城壁（蒙古人），捣毁了国民党党部。枪声停止后，老瑞排长即到蒙政会对胡风山、任秉钧、贺耆寿（三人都是绥境蒙政委员会委员）等声明：“事变系反对陈长捷，消灭蒙汉内奸，不但与你们无关，而且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致行动。”胡风山、任秉钧等劝告老瑞等人不要乱杀人，用和平的方式处理问题。这时，忽然国民党骑七师的李连长找来，说：“该连要进驻札萨克旗街上。”当即引起保安队怀疑，立刻在街上布防，准备李连来了就打，决不退让。

这时，沙王见形势紧急，便召集蒙政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在王府开会，商议阻止骑七师进旗的办法和进一步对付陈长捷的行动。当即决定：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说明事变原因，要求停止开荒、以维护蒙民生活；致电陈长捷，劝他临崖勒马，以免造成更大损失；派贺耆寿去劝阻骑七师不要前进；派任秉钧到榆林，请邓宝珊、高双成出面调解；留下胡凤山、奇世勋，协助沙王处理一切；并建议派经革陈到东胜，劝陈长捷停止扩大事件。

陈长捷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来电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一方面派骑七师第二十团驰赴扎克旗，于4月2日拂晓，四面围攻沙王府。王府保安队英勇对抗，终以寡不敌众，遂于当天下午由沙王率保安队30余名，携带家属、印信向乌审旗方向出走。

陈长捷得知沙王率部出走，感到事态扩大，难以收拾，深恐进一步引起全伊盟的动乱，乃急电傅作义派兵平息，将沙王劫持回旗，以防事态继续扩大。傅接电后即令驻伊盟附近之国民党中央军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及骑七师第二十一团，迅速由河套开往伊盟，向乌审旗扫荡进攻，务期速战速决，歼灭扎克旗保安队。与此同时，令伊盟鄂托克旗保安司令章文轩，派员与沙王取得联系。几经周折，才将沙王由乌审旗接回扎旗。最后以停止开荒、免去陈长捷伊盟警备总司令职务、赔偿沙王的损失，并由国民党中央派大员会同傅作义到扎克旗王府进行慰问，撤销伊盟警备司令部，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五、引咎辞职西行担任补给司令

伊盟发生的“三·二六”事变平息后，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引咎辞职。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担任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

陈长捷在兰州担任第八补给区司令时，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的兵员、武器、弹药、服装、粮食，军饷以及其他等方面，在可能范围内都给了不少照顾和方便。第八补给区比其他补给区要廉洁奉公的多，营私舞弊的很少，是一个部队信得过的补给区。原因是他在补给后勤方面，也同部队作战一样，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一点也不含糊。所以他领导的补给区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各部队称赞和表扬，事例甚多，难以列举。为此，曾多次受到国民党后勤总司令部表彰和奖励。

六、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辞职后，傅作义于1948年6月将陈长捷由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调任天津警备司令，专负天津军事防守之责。据陈说，傅当时主要让他筹办两件事：一是改建并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二是征集壮丁，编成警备旅，作经常守备。

是年10月初，东北完全解放，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军更为孤立暴露。无论是华东中原解放军的北进，或是东北解放军的人关，同华北解放军联合在一起，都要形成绝对的优势。当时傅作义指挥的正规部队，连同护路旅及保安团等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万人，因此，必须收缩兵力集于一处。傅作义决定坚踞平津、主力保持海口的策略，并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大战之后，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休整，最少也得在三个月以后才进行另一次会战，于是计划加速扩军（接受美械，在三个月内扩军20万）。后因蒋侦知傅有同共产党和谈之嫌，扣发武器，未能实现。

陈长捷也是倾向于保持海口、牵制华北解放军不得加注于淮海方面的策略，于是争取时间大肆扩军，增强傅系势力。他准备在1949年夏季，于平津地区同入关的东北解放军来一次华北大会战。他认为可利用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优势，扭转大局，即使未能取胜，依靠海军的支持，还可收拾残部，从海上退到江南。

但出乎傅作义和陈长捷意外的是：淮海国民党军竟然那么快地被解放军消灭了，东北解放军也一步不停地于解放沈阳之后长驱入关，且达80余万人之众。大军先趋张家口及新保安，迅速歼灭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暂编第四军。致使塘沽、天津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围攻之下，北平也置于解放军的重围之中。

傅作义为应付紧急局势，颁布“分区坚守”命令：

(一）天津防守区：配置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以第九十四军的第四十三师为主力，另附以两个护路旅、两个河北保安团，以陈长捷为防守司令，林伟俦为副司令。

(二）塘沽防守区：配置第八十七军、第九十二军一个师、交警一个总队，以侯镜如为防守司令，段云（八十七军军长）为副司令。

以上又合天津、塘沽为一个津塘区，使互相支援，以侯镜如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目的是保持海口，贯通两处交通）。

（三）北平防守区：（从略)

事后得知，当博作义将分区防守的布置报告蒋介石时，蒋认为津、塘两区兵力单薄，不如并为一区，以固守海口为主，并派副参谋总长李及兰和“总统府”参军罗泽岂持蒋的亲笔信飞来天津，传谕各军长，又传达蒋介石的旨意：“放弃天津，突围防守塘沽”。陈长捷召集军长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会商了一夜，认为并区是正确的，但时机已不许可。因军粮已被解放军截断，海河南侧通大沽的路也被堵塞，飞机场受到不断袭击；勉强突園，只有沿河边的一条路，士气很不好，将要自相阻塞，立见覆灭。陈长捷是关切着北平方面傅作义的处境和天津有许多军储。陈离开天津可以推卸责任，但将更置北平于死地，同时感到如果徐州、淮海完蛋，蒋介石为了解除南京的威胁，还要再撤去塘沽部队前去支援。他几次请示北平，傅无表示，答应“考虑考虑”。这个不指示等于指示，陈领会傅的意思，遂决心一切应为傅负责，执行他没有变更的命令，决定坚守下去，不实行突围。

1月11日，陈长捷接到解放军送来“放下武器”的通牒，即召集各军长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会商。大家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无语，最后决定愿意谈判；以缓和解放军的攻击。因为解放军的通牒限期是12日晚答复，说明13日，即要开始全线进攻。会议决定由邱宗鼎执笔起草答复，内容大意是：为了天津免于战火，可以商谈和平。要解放军派负责人员来进行商谈，并表示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实际就等于拒绝通牒这时，大家明知解放军就要实行总攻，但仍表示坚守，等待傅作义主持全局的动向。陈立即将这段经过，向傅报告请示。得到李世杰参谋长的指示，还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1月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全线猛攻，突破西营门，进入西市区，开始了巷战林伟俦军长这时才派他的参谋，去向解放军接洽“停火”。14日夜晚，巷战愈趋激烈，陈长捷又找杜建时和两位军长会商。这时，大家都认识到解放军战士的英勇威猛，感到再顽抗下去，无救于战局，决定放弃抵抗，即着由各部前线自行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15日早7时许，陈长捷以无线电话向傅作义详报阵地突破后的一切情况。傅作义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这是天津被围困后，陈和傅作义直接交谈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陈长捷和傅作义通完电话，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带着几名战士，已站在陈的后面了。陈长捷就这样被俘于他的地下室指挥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