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院士的弟子郭亚军，早期经历就注定将成为不凡之人
#头条创作挑战赛#
吴孟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他还是作者的领导和老师，无数次为作者及同学们授业及解惑。为撰写《吴孟超传》，作者也曾多次采访他，听他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年是吴孟超诞辰100周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细节，借以追忆缅怀，也期待给读者以启迪——
1980年，在济南军区总医院，有个渴望报考吴孟超研究生的人，却由于单位领导不同意他走而未能如愿。而这个人，注定是一个要为人类征服肿瘤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不仅仅是针对肝癌。
济南军区总医院坐落在泉城的金牛山南麓，是济南战区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在脑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医生正站在窗前，远眺远处的金牛山。
他就是郭亚军，这年25岁，来这里工作已经两年了。两年前的1978年，他从第三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做一名外科医生。他从普外干起，先后转到骨外、胸科、脑外，几乎把外科都干遍了，手术也从头做到脚。
郭亚军在做实验
郭亚军这个名字，在外科，从主任到护士，公认他是一名优秀的医生。或许正因为如此，不久前领导跟他谈话，不同意他去读研究生，理由是科里的工作需要他。他已经参加了考试，并已知成绩第一，却不能去就读，他有些想不通。
他14岁半就当了兵，对部队有深刻的理解。他当的是工程兵，在青藏高原上舞钎打石，对艰难困苦有切身体会。
“1969年，我十四岁零六个月，就当了工程兵，任卫生员。我当了四年工程兵，那四年给了我最大的锻炼。”郭亚军说。
那是在风雪青藏线上，少年郭亚军住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呼吸着稀薄的氧气，吃着煮不熟的饭，与战友们共同战天斗地。一个战士一天要承担一个立方的施工量，他是卫生员，每天也要承担半个立方的工作量。那“半个立方”，包括从打眼、放炮、运渣到排渣等等的全过程。此外，他还要做的医疗保障工作也不清闲，整个部队是在和石头战斗，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革命加拼命”，受伤甚至严重受伤都是难免的，作为卫生员，他每天都很忙。
人生要想成就一项事业，要有吃得起苦的承受力、沉得下去的潜力和坚持得下去的毅力。我坚信，吴孟超约九年的少年割胶岁月，是吴孟超日后会做出巨大成就的极其重要的源泉，这一点或许吴孟超本人也未必充分意识。因他回顾往事时仅是在讲一种客观的经历，讲到割胶刀，也主要是讲割胶的技术与外科手术的某种联系，强调的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事实上，九个年轮的少年岁月中，赤脚走在橡胶林里的经历对吴孟超的品格以及促使他一生发奋读书学习，都有无穷动力。
少年当兵的郭亚军，在风雪青藏线四年的工程兵岁月，具有同吴孟超少年割胶经历同等宝贵的价值。吴孟超的其他优秀学生，也很优秀！论聪明才智，科研能力，恐怕都不亚于吴孟超与郭亚军，惟缺吴孟超、郭亚军少年岁月中那种异乎寻常的吃苦经历。很多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他们会说，天下经历过非常苦难的人有很多很多，怎么都没有变成吴孟超呢！我便无话可说了。那就听听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风雪青藏线上工程兵吃过的苦，那是吴孟超青少年时期在南国的橡胶林里吃过的苦也远不能相比的。所以，我对郭亚军的少年吃苦经历乃至日后仍将受到挫折，都不敢轻视。
再说郭亚军在四年的工程兵岁月中长到了十八岁半，这期间入团、入党，被评为“五好战士”，然后部队选派他到第三军医大学学习，从一个工程兵变为一个大学生。
“那段岁月，培养了我两方面的能力，一是身体，我那时能在高原上打篮球。二是毅力，以后我面对任何苦都不觉得苦。”郭亚军说。
1978年他本科毕业来到济南军区总医院。现在是1980年初秋。初秋的济南，金牛山仍是一片苍翠。山峦起伏着，山峰与低谷相连，人生也不会是一马平川。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郭亚军只好服从。而领导阻止他，是在进一步锤炼他吧！上述“孟子曰”中讲的“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联系全句，大意便是，天要把重大责任降到这样的人身上，光劳其筋骨是不够的，还要让他在精神上经受痛苦的磨砺，要让他想做的事不顺利，不知所措，才能开发他坚忍的毅力和走出逆境的心智，增加他先前没有的能力。
1980年的郭亚军心中未必有这句“孟子曰”，但这句“孟子曰”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观察总结如他这样的人，才有的名句。1980年的郭亚军虽未如愿，但暗下决心，明年还要考，还考吴孟超的研究生。
1981年夏，郭亚军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又考了个第一名。这次医院领导没有拦他，他来到上海，如愿成为吴孟超的硕士研究生，此后还成为吴孟超的第一个博士生。
师生第一次见面，时间不长，但都给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彼此见面时的最初感受，但从那时起，这对师徒走到一起，不仅留下了“情同父子”的佳话，也改变着创造着中国肝脏外科的历史。
考上吴孟超的硕士研究生后，郭亚军就跟随导师学习，这期间吴孟超有意识地带他做了不少手术，似乎是要他对临床上存在的问题有深刻印象。
1984年，他在硕士论文中探讨了肿瘤的生物治疗。同年成为吴孟超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帮他选定的研究方向是肝癌的综合治疗。
1988年，吴孟超所在的外科尚无博士后流动站，郭亚军成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刘新垣院士的博士后。博士后出站时，郭亚军提出了肝癌免疫综合治疗的新概念，并发表了系列文章，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9年9月11日是他难忘的日子，这天他被评为上海市首届“十大科技精英”。同在这天，吴孟超告诉他学校派他出国学习的消息。9月12日，他接到了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做访问学者的通知。临行前，吴孟超专门设家宴给他送行，老师和师母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叮嘱他。
到波士顿后，他知道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麻省总医院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三所医院之一，医疗、科研等很多领域都在美国领先，尤其肿瘤学领域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25年，医院就创建了世界最早的肿瘤门诊，1960年又率先将质子束疗法应用于眼、颈、头部肿瘤的治疗，1974年开发出光动力疗法……郭亚军觉得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尽管医院所在的灯塔山附近就有美国最古老的公园——波士顿公园，还有“翡翠项链”之称的查尔斯河岸休闲公园，但他一直没抽出时间去游览，只是常站在他工作的这栋楼的阳台上，远眺这座城市。
刚到波士顿，因缺少钱，他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要坐半个小时火车，下车后再走25分钟。波士顿的冬天很冷，下雪的日子，他下火车后那段路更难走，要踏着深雪走上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11点才离开实验室，早晨8点又准时到达实验室。在国外当访问学者，又没有人监督他，这是一片自己监督自己的岁月。踏着深雪，他常想起自己14岁半以后的风雪青藏线。他说过，经历过四年青藏线的工程兵岁月，他这一生怎样的艰苦都不怕了。
“那时确实很艰苦，经常坐最晚的一班车零点回到住处。为什么能坚持？国内没这个科研条件，我必须在这个地方把国内做不了的事情做下来。我是带着很多半成品，带着老师给我的任务来美国的。”郭亚军说。
换言之，在吴孟超欲征服肝癌的大棋盘上，郭亚军是吴孟超放到美国的一个棋子。来美一年，他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肝癌免疫治疗研究”还没有成果。他需要延期回国，这件事只有吴孟超能充分理解。
1990年9月初，郭亚军在麻省总医院做访问学者。这家医院是新英格兰地区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医院，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规模最大的教学医院。郭亚军来此快满一年了。他在短期内已被麻省总医院聘为研究员、教授，他所做的肝癌免疫治疗的研究也到了关键阶段。但学校派他出国，上级主管单位只批了一年的时间，归国的时日很快就到了。如果就此回国，国内还不具备继续进行此项研究的条件；如不按期回国，则会违反规定。怎么办？只有跟导师吴孟超联系，请导师想办法。
吴孟超接到郭亚军打来的电话，立即与学校领导们沟通。有人表示不赞成。理由是现在很多留学生不想回国，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会产生连锁反应，造成留学生回国率降低。还有人怀疑郭亚军不想回国。
“我敢打包票，郭亚军一定会回国。”吴孟超总是这么说，并强调，“他的研究项目没搞完，不能半途而废。”
在吴孟超的努力下，郭亚军的延期回国事宜办成了。吴孟超给郭亚军打了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放下电话，仍在操心，他知道郭亚军搞的这项研究难度大，意义也极大，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甚至是个未知数。也许三天后突然有了突破，也许三年后还没有进展，如果延长期到了，研究还没完，怎么办？
（摘选自作者与王宏甲老师合作撰写的《吴孟超传》华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