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凉了的TVB，炸出一部9.4
距离二舅的刷屏，不过短短一个月。如今网上已再难看到关于二舅的讨论。
当流量褪去，二舅也成为大家口中的“过气网红”。
互联网时代，这种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时代给了每个人“成名15分钟”的机会。在自媒体平台兴起之前，这样的机会来自“社会新闻”。
从央视“幸福哥”，到二仙桥大爷。
“到二仙桥，走成华大道”，图源《谭谈交通》
他们一夜爆红，又消失不见。甚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后续生活。
即便有，大家也怕变成了谭Sir与气球哥，十年再度重逢的“闹剧”。
一夜成名后的日子里，还能保持初心吗？
失去关注后，是否还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带着这样的疑问，前段时间，有人做了这样一档节目。
它跨越二三十年的岁月，将镜头对准早年在社会新闻里出名的小人物，探访他们回归平凡后的烟火生活——《寻人记》
节目前后两季，都取得了不错的评分
没有大明星、没有流量加持、没有动辄几亿的制作经费。
只有一群回归本心的记者，和一个无数观众想要探究的命题——
那些曾“红极一时”的小人物，如今怎么样了？
杯面男孩，
没有成为“古惑仔”
1993年，一个梳着西瓜头的小男孩，走进《星期日档案》节目观众的视野。
小男孩名叫志文，读小学五年级，镜头中的他放学从不早早回家，最喜欢在街头游荡。
晚餐也都在便利草草解决，多数时候只简单吃个泡面，所以被观众亲切称为“杯面男孩”。
直到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才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志文自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哥哥对他动辄打骂，而父亲对此不闻不问。
所以他选择在晚上十点回家，因为那时“哥哥已经睡了”。
深夜溜达的日子里，有被大雨淋湿无处可躲的时候，也有被街头混混欺负的时候。
小小年纪，没人理，没人陪，只有附近的青少年托管中心愿意收留他，为像他这样的孩子们提供娱乐与午饭。
可是，托管中心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人生那么长，剩下的路还要他自己走。
观众们也知晓，这样情况下的孩子，极易走上岔路。
“你的童年如何，你的人生也必将如何。”
这句话是否会应验在志文身上？
带着这样的疑问，时隔二十多年，节目组找到了志文。
惊喜的是，小时候最喜欢吃泡面的他，如今的工作竟是在一家面摊煮面。
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般成了作奸犯科的“古惑仔”，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
看到小时候的采访片段，他不禁感叹：
“我都好钟意吃咖喱海鲜杯面！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好惨，但我都不记得了，重看影片才想起来。”
其实成长过程中，志文不是没有走过弯路。
有段时间，他花钱大手大脚，“别人买大哥大，我也买大哥大”，以至被人追债上门。
好在事后幡然醒悟，重新走上正途。
而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在托管中心的那两年，他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托管中心负责人黄Sir。
对志文来说，黄sir算“半个爸爸”，如果没有黄sir，他大概率会走上歧途。
黄sir不但给他过生日，为他准备人生中第一个生日蛋糕；
还教会他清洁卫生、控制情绪、不要跟别人打架，这些本应由父母传授的人生道理。
两人失联三十年，节目组为了让他们“父子重聚”，帮忙找到了黄Sir。
故人重见，志文一开始甚至没有认出黄Sir，只礼貌性地试探：“你是？”
直到对方回应“我是黄Sir”。
志文才惊喜地摘口罩与对方相认，脸上难掩兴奋。
香港有句老话常讲“困难路上，最重要揾人同行”。
黄Sir于志文而言，或许正是这种说法的真实写照。
原生家庭的影响固然很大，但不必自暴自弃。
漫漫岁月，总还会遇见很多人，陪你捱过艰辛，笑谈苦难。
最强投诉王，
依旧无“敌手”
寸土寸金的香港，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平方千米有6890人。
密集的人口带来数不尽的磕磕碰碰。
投诉，似乎成了解决问题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法。
不管大事小情、有理没理，市民都可以投诉，也因此被称为“投诉之都”。
有人通过投诉维权，有人通过投诉出名，有人二者兼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时红极一时，被称为“最强投诉王”的安仔。
安仔全名梁安国，他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录自己的投诉事件名单。
大到违规停车、乱扔垃圾、巴士超载、燃放烟花爆竹；
小到店员对他的歧视、餐厅服务不佳、打狂犬疫苗救护车不来接等，都在他的投诉范围内。
政府高层都被他搞到怕，甚至为他配备了投诉的专人专线。
从第一季开始，很多观众就纷纷点名，要节目组寻找安仔——
多年过去，消失在大众视野里的安仔，还在继续他的“投诉人生”吗？现在的他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人人都记得他，个个都想寻他”。
但出乎意料的是，记者还没着手寻人，安仔便先一步找到节目组，要节目组与他联系。
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安仔，年逾60，已然步入老年阶段。
但他仍十分注重个人形象，保持年轻时穿衬衣、打领带的着装习惯，精神抖擞。
一如观众猜想的那般，安仔至今仍在投诉的一线。
只不过，除了出于社会纠纷的关注和正义感之外，安仔也在投诉中夹杂了私心。
早在很多年前，他就在节目中解释了自己投诉的动机：
第一，证明自己不傻；第二，可以令对方怕他。
采访过程中，他也总是把“他歧视我”、“我并不傻”之类的说辞挂在嘴边。
原来，安仔儿时大病一场，落下了小儿麻痹的缺憾，走路经常摔跤，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小时候他也常被同学欺负：“曾有女学生走过，在后面趁机敲我的头，有学生冤枉我，有学生讨厌我、要班长记下我的名字，老师叫我来打我屁股……”
长年的忍受，换来长大后的敏感极端。
十几岁便开始看精神科，自嘲青山大学（香港青山精神病院）硕士毕业，现在在油麻地精神科“进修”。
身心上的困窘和学生时代受到的霸凌，造成了他“有仇必报”的性格。
安仔逐渐通过投诉摸索出了一条与“恶意”对抗的路径——
餐厅老板叫他“白痴仔”，他便投诉那间餐厅，让对方罚款几千元，给自己出口恶气。
这一习惯的确令他不再受委屈，但也因此失去了和周围人的联系。
除了家中的四哥偶尔与他见面外，亲朋好友几乎都已四散离去。
四哥说安仔“又可怜又可恨”，时而如阿甘般善良热心，时而又如丁蟹般自私狭隘。
《大时代》中的丁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道德观
而安仔联系节目组采访自己，也不是为了再次出名，而是为了寻找认同，寻找倾诉对象。
节目组给安仔寻了一位心理医生，医生诊断后哀叹道：
“即使大家未必会成为他的知心朋友，起码放下有色眼镜，有机会听他说，尝试理解他，接受安仔也是个普通人。”
投诉其实是他的保护色。
没有朋友，独居生活，安仔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和外界的维系。
正如陈奕迅在《浮夸》中所唱：“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夸张只因我很怕。”
龟兔夫妇，
终有一个人要先走
婚姻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人生重大议题之一。
多数人的选择指向“灵魂伴侣”四个字，可也有人背道而驰。
1994年，《星期日档案》采访了一批婚姻遇到瓶颈期的夫妻。
其中有一对结婚11年的夫妻，一方是佛系慢性子，另一方是急躁热心肠，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大家戏称他们为“龟兔夫妇”。
26年过去，当初上节目的很多夫妻都以离婚告终。
然而最不被看好的“龟兔夫妇”，不但没有离婚，反而更恩爱。
相处四十年，他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上只有一种夫妻之道——
互相迁就。
从前，两人一旦有不同意见，总是第一时间就急着说服对方，服从自己。
有次搬家时，兔女士看上了一个价值1万4的门把手，龟先生觉得不大划算。
换作以前，龟先生会立马质问、指责兔女士。
但那一次，他换了一种方式，平静地和兔女士聊了聊自己不赞同的原因，然后把最终决定权交到兔女士的手里。
兔女士思考再三后，决定接受龟先生的劝解，放弃了这个门把手。
正是从这件小事，从这种改变开始，他们开始试着换位思考，遇到任何事，都彼此沟通后再做决定。
“爱与包容，成了抵挡岁月侵蚀最好的良药。”
龟兔夫妇没有爱情电影主角那样跌宕起伏的故事，但他们细水长流的感情，却更让普通人动容和羡慕。
只可惜，世事无常，终有一个人要先走。
去年《寻人记1》采访完没几个月，龟先生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龟兔赛跑，乌龟如愿先走到终点。”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和兔女士一样鼻子发酸。
“为何给我们这样的结局？为何不可以陪我久一点？”，她对着镜头不甘心地发问。
龟先生走后，她一个人适应了很久。
从前，龟先生每晚都会给她量血压，现在她只能一个人量，边量边想：衰鬼你走了，你不帮我。
或许，正如主持人方东昇所说，“人生寻寻觅觅，但最难寻的，可能还是爱人”。
好不容易兜兜转转寻到了，却要接受一个人先走的结果。
但我们终究无法改变人生定律。
珍惜过程，永远比面对结果更重要。
在寻觅之中
从杯面男孩，到最强投诉王，再到龟兔夫妇。
节目始终在诠释片头中的旁白：
“有人说人生就是营营役役，但有人觉得人生应该是寻寻觅觅。寻味、寻梦、自寻烦恼。”
“也有人觉得寻寻觅觅很花气力，往往找不到，偶尔寻到宝。”
那些原本扎根于生活的平凡小人物，因为不同的人生闪光点，存储于我们的记忆里。
盛大的关注褪去后，他们又回到“平凡人生”的轨道上继续驰行，历经人生百态。
人生本就是一个找寻的过程，重要的并非结果。
结局或圆满，或有缺憾，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个体，都是伟大时代最好的注脚。
内卷刷屏、焦虑横行的当下，再看《寻人记》，这“寻”字也咂摸出了不同的味道。
他们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
让我们见证沧海桑田，也让我们看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