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为什么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六条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该公告最后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第十三条）。可见，日皇被追究战争责任，当为不可避免。
然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其国内却有谓“日本政府国务责任在内阁，军务责任在军部首长，而天皇概不负责，日皇属于立宪君主”云云，一时甚嚣尘上。此说即被日皇于当时利用以辩护自己的战争行为；舆论界亦为之配合，大肆宣称其对日本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曾对“关东军深表不满”而是“因政府受关东军之威胁”，关东军就此扬言“如政府不容纳此主张（发动“九·一八事件”）则军方将脱离政府‘宣告独立’”等云，以开脱日皇发动战争之罪责并企图保留天皇制。
其实是，在日本自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以来迄日本投降，其一以贯之的有关“天皇制”的内容可以明白宣示日皇的权力为：一、天皇任大元帅，统率陆海军，军人须绝对服从天皇；二、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三、国务大臣及统帅首长（即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各辅弼大臣，各对天皇负责；四、设枢密院充日皇高级顾问而监视政府及国会。可知，日皇是地地道道的绝对君主，远不是如英国式的“立宪君主”。正如战争末期《波茨坦公告》已昭示于世界，日本政府除时任东乡外相外，军部仍顽强抗拒投降，犹幻想“本土决战”、“一亿玉碎”，当此时于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最后决断，还是得由日皇裁决。这表明日本“天皇制”是“绝对君主制”再无可争议。
纵观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无不是由日皇亲自裁定这一事实，更可足以证明日皇难脱战争责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皇下诏致本庄繁，诏嘉关东军功劳；“七·七事变”后不久，日皇莅国会就事变颁勅语，奖励日军行动，通令全日本军民同心协力，进行战争。“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之发动，无不系为日皇之核准。由之使战争一步步扩大，终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空前规模。
然而，日皇终究还是逃脱了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这又是为什么呢？
二战硝烟殆尽，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铁幕”讲话，大倡“铁幕论”。旋即“杜鲁门主义”出笼，一时之间便将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推进到了“冷战”时期。这就使追究日皇的战争问题有了“转机”。
首先看美国政府的态度。随着美苏间的“冷战”政策相继呼之欲出，美国政府渐倾支持日皇，以防共产主义渗透日本。遂在舆论上开始避免涉及日皇战争责任问题，以免助长日共势力。此外，因为美国为盟军占领日本的主体，而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日皇战争责任问题亦有其看法。最初表示：如有确证则不妨追究日皇对战争之责任。但旋因“日共正开始活动”，于是时任“远东战犯法庭”首席检察官的美国人纪南则放言：“本人认为日皇于战争无涉”云云；麦克阿瑟尤其不赞选成追究日皇战争责任“以防日共得势”。作为盟军最高统帅，其意见实可以左右当时的局面。
另外，当时日本政府更是乘机宣称：日皇对于所有开战及作战事宜概遵宪法所定之惯例（即政军务分由国务大臣及统帅部辅弼，由其负责）日皇对战争应不负责任。
1946年5月，“远东战犯法庭”开庭，法庭对追究日皇战争责任问题的观点，泾渭分明。以首席检察官纪南为首的“免究派”一方，在麦克阿瑟的极力支持下遂占上风；而纪南于六月回国述职期间，于同月18日在华盛顿正式对外界宣告：“日皇不列为战犯”。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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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报文史e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