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学峰：一个人的“中国梦”
text_房学峰
“中国梦”的主旋律，当然是“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相比之下，郭川的极限航海，即使能被主旋律包容，也顶多只能算一个具体的音符、或一个抽象的节拍。
他的这个“中国梦”里，难言“可悲”却足够“可叹”之处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一个人的“中国梦”。他的历次航行，固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得到了个别国内企业的支持，也得到了体育主管部门抽象大于具体、被动大于主动的支持；但所有这些支持，和郭川心目中的梦想却是有差异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有冲突的。
简而言之，郭川的梦想，是在远洋极限航海领域里不断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使中国帆船手有朝一日能和世界著名航海家、和那些顶尖船长与顶级水手们比肩。但在中国，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梦想，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他这个梦想的意义。
不管生死，茫茫大洋中的实体郭川都是孤独的，但即使生还，也未必能缓解他在精神上的孤独。因为在世界航海史上，那些伟大的航行背后，无不有国家的身影——15世纪中叶，当葡萄牙形成民族国家后，是恩里克王子组织的航海活动，使他的国家崛起为一个大国，这才有了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航行、达·伽马进入印度洋的航行，以及卡布拉尔发现巴西的航行。
当西班牙实现了国家独立后，他们也开始筹划远洋航行。在自己的航海梦想没受到葡萄牙王室的青睐之际，意大利人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寻求支持，1492年4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和哥伦布签订了《圣大非协定》，其中规定：承认哥伦布为新发现领土的海军司令或总督；探险所得财产中的1/10归哥伦布；新发现领地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哥伦布享有1/8的股权；哥伦布享有新领地的商务裁判权；所有上述权利、爵位、头衔，均由哥伦布的后代世袭。在这巨大名利的召唤下，哥伦布在这年8月3日出发，70天后发现了“新大陆”。
哥伦布首航美洲之后27年，又一个有梦想的人没有得到葡萄牙王室的支持而转而投奔西班牙，这回是一个葡萄牙人。1519年3月，在麦哲伦见到西班牙国王之后的第四天，查理一世与之签订协议：王室全额投资远航费用；麦哲伦获得所有收入的1/20；如果麦哲伦发现的岛屿超过六个，则其中两个岛上的全部收入的1/5归麦哲伦。和哥伦布一样，在巨大的名利诱惑下，麦哲伦带领一支由鸡鸣狗盗之徒组成、装备低劣、船只破旧的船队开始远洋，用了差不多三年时间，“维多利亚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下一个出场的是英国人：在位长达45年的伊丽莎白女王，在自己统治期间，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她的爱好之一，是拿自己的私房钱支持劫掠西班牙船只的海盗，然后和海盗共享利润。从1577年到1580年，德雷克用了两年十个月时间，成为麦哲伦之后第二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他把他的全部航海所得中的2/5献给女王。但仅这2/5，就已是当初全部投资金额的将近50倍了。
在英国海盗和航海家劫掠西班牙帝国时，法国人也趁火打劫。1523年，用抢来的财富，意大利出生的维拉扎诺装备了若干条船，开始他的北美航行。十年之后，被称为“快乐的海盗”的法国人雅克·卡蒂尔再次进行北美探险；回到法国之后，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宣布：航海家发现的“亚洲”属于法国，并且给它起名叫“加拿大”——印第安人把自己的村庄叫“加拿大”。
所以，在人类远洋航行的历史上，那些最著名的地理发现、最有影响的远洋事件，在那些使大国小国此消彼长的瞬间、在那些“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交锋交流的时刻，都是个人梦想国家化的结果，都不是只属于一个人的梦想。
因此郭川的悲剧在于：他的每一次航行在本质上几乎都是债台高筑的，他企图在追求个体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同时、试着分担海洋文化的国家责任，就像一个航海的堂吉诃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