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隐居山林是一种人生追求而非毫无意义
隐逸是一种有目的、有选择、有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的行为，古往今来，都有很多人选择隐居深山，忘情于山水。但人们对他们这种生活主要有两部分的疑惑：第一，古代隐士隐居起来，是一种自我封闭；第二，古代隐士选择隐居，是否有意义？
古人隐居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行为，而是一种保护人生初心和道德防线，或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选择忘情山水；针对隐士们的人生选择，将通过他们一生的成就来评判一下他们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古人隐居山林，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一种人生追求
隐逸思想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庄子在诸侯国混战的时候，不愿与同流者合污，而选择辞官归隐；《楚辞》中的《招隐士》也写道“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表达古人的隐居行为。发展至魏晋时期，沿袭了先秦时期的隐逸主题，在玄学、道教的思想冲击下，大量的文人创写了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
这些文人中，有的是因为仕途坎坷而不得不隐居，有的却是主动抛却功名利禄，主动选择隐居，但无论是何种方式，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一种人生追求。
因仕途坎坷，不得不隐居，表示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态度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写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者则见，无道则隐”。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等皇帝昏庸无能、荒淫无度，司马氏趁机夺权，掌握朝政，为了清除异己，稳定政权，便诛杀了很多曹氏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许多前朝留下来的士人既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更忐忑自身会被司马氏诛杀。
“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就是如此，阮籍本有着济世之志，与建安时期的豪情壮志亦步亦趋，在曹魏政权衰落后，阮籍的政治理想落潮，面临污浊的社会和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寄情山水，隐居山林，如他在《咏怀诗》其一中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在仕途失意后，创作了82首咏怀诗，记录了自己在隐居山林时期苦闷、孤独的情绪。这第一首作为发端，既点名了自己隐居的环境，又真实记录了对身世的无奈、人生无常的感慨。
其实，阮籍曾多次被司马氏邀请做官，但阮籍却多次拒绝，最终为了保护自身姓名，不得不出仕，出仕后的他过着酣饮无畅的生活，不理政事，这种隐逸行为符合《周易》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作风，正是表达了自身傲视功名利禄，追求人生高风亮节的理想行为。
主动放弃官禄，寄情山水，这是一种人生志向
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这里的“志”不是儒家思想中的“官位利禄”，而是一种“志业”，乐于隐居的文人将“隐”视为人生志向，力求享受山水之乐，领略自然的意趣，追求一种符合人类本性、返归自然的生活。
如“古今隐逸之宗”陶渊明在看透了社会腐朽，却没有力量去改变社会时，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便主动放弃官位，抛却功名利禄，坚定地选择了躬耕田园，隐居山林，创作了大量以农事为题材的诗歌，如《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亲身躬耕田园，并享受田园甘苦的隐士，在这首诗中，陶渊明正是着重抒写了自身的躬耕生活体验，亲自种豆、锄草、早出晚归，宛若一位普通的农夫，尾句的“但使愿无违”却彰显了他对人生初心的坚守，可以说，陶渊明的主动隐逸正是一种人生乐趣。
同样，东晋官宦世家王羲之，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以山水吟咏为乐。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这段记载正是凸显了王羲之对人生的追求，证实了古人想做隐士，是个人的人生志趣罢了。
所以说，古人选择隐居，并不是自我封闭，他们或遭遇着社会的变革，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导致他们做一名隐士，筑建一所山水田园作为个人的精神处所，来排遣内心的苦闷心绪；或是在看破政治社会后，在玄佛思潮的影响下，主动选择做一名隐士，享受人生乐趣，这也是一种志向追求。
古人选择隐居，到底有没有意义？
若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得了解陶渊明的社会影响。
陶渊明在魏晋时期是以“隐士”著称的，但他的文学创作作品却未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朴实的文风与当时“诗赋流丽”的华丽文风格格不入，直到南朝萧统发现陶渊明的文学价值，才成为第一位推崇其人格和文学作品的人。到了唐朝，王维、孟浩然均有过对陶渊明的模仿；在宋朝，在苏轼、朱熹等人的推崇下，才真正奠定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
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他们或厌倦了官场，或逃离仕途的失意，多选择隐居田园，或在陶渊明身上找寻人生的价值，并借机安慰自己，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仕途失意后，创作了多首闲适诗，并在诗中点出对陶渊明塑造的精神世界的肯定，他在《官舍小亭闲望》中写道：“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
白居易的闲适诗“尚俗”，体现着禅、道、释的人生态度，这首诗正是写于白居易在厌倦了官场之后，开始寻找人生寄托，“一卷陶潜诗”既道出了白居易晚年的人生追求，又侧面反映了陶渊明这位隐士对后世的影响，恰好体现了隐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类似的，又如苏轼，他一生挚爱陶渊明的诗歌，并肯定他的隐士行为，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如苏轼的《和陶读》中写道：“今日天始霜，众木敛以疏。幽人掩关卧，明景翻空庐。开心无良友，寓眼得奇书。建德有遗民，道远我无车。无粮食自足，岂谓谷与蔬。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
苏轼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贬再贬的文人，与众不同的是，贬谪让苏轼成长，并铸成了其乐观的人生态度，遭贬的苏轼曾多次写信给弟弟苏辙坦诚说自己：“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表白陶渊明对其精神乐园的塑造，而这首诗中写“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更是表达了自己恨不得与陶渊明生活在同一时代，共饮赏菊花，共耕田园的渴望。
如此看来，隐士们隐居到底有没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
文人选择隐居成为隐士，是基于中国农耕文化的本质，隐士代表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但在被后人挖掘后，其生命光辉逐渐放射，并构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堡垒，用以保护自己人生选择的自由，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朵璀璨的花蕊。显然，隐士们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古代的隐士选择隐居田园，并不是自我封闭，他们或受困于仕途的失意，而选择保护自身的入仕思想，不愿同流合污；或将隐居视为人生追求，当作生活乐趣，寄情山水，享受自然；凡此种种，皆寻找到了生活的旨趣，而非无意义的举措。
